新加坡健康促进局局长徐永刚:如何延长人的健康寿命

发布时间:2013年11月1日

20131028 09:44        本文来源于 财新网         财新记者 任波

对儿童普及健康知识,为国民准备营养膳食建议包括让国民读懂食物标签,为老人筛查慢性病、包括教他们如何防摔,控烟,推动全民锻炼身体……这些都是新加坡健康促进局(HPB)的要务。在中国,也有一个职能类似的部门,即国家卫生计生委的疾病控制局。二者之间称谓的差异颇值得推敲。

要进入HPB办公室,先要通过设在一楼的儿童展览游戏区。这个设计得五彩斑斓的地带共分9个区域,从口、眼到内脏、四肢,从身体到心理,以游戏参与、仿真模型和多媒体方式展示并介绍了人体的基本健康知识。

例如,在眼睛知识展区,参观者还可以通过屏幕效果,身临其境地感受近视眼、远视眼、白内障、青光眼等眼部疾病的实际症状;在心理健康展区,参观者则可以根据对话式的语音和图像引导,分门别类地获知自己各种情绪问题的疏导方式。新加坡方面经常性组织学童到此参观学习,普通市民也可随时购票入场。

从展览区的公共楼梯走上二楼,可进入健康促进局管理的保健资讯中心。这里更像一个书籍等健康资料齐全的图书馆,环境洁静舒适,井井有条。市民可随时进入查阅资料和拿取知识手册,社会团体和市民都可以成为会员,前来借用中心的健康宣教材料,包括各种人体模型、影像资料,宣教展板等。

保健资讯中心入口对面,即为HPB的办公区,两者相隔不过几步之遥。HPB的局长徐永刚(Zee Yoong Kang)在此接受了财新记者访问,畅谈新加坡方面为提升国民健康状况所做的努力和面临的挑战。

财新记者:新加坡健康促进局的主要职能和目标是什么?

徐永刚:新加坡不要用条例管理,政府颁布的规章很难分清哪些是健康,哪些是不健康。我们希望鼓励大家的健康意识,而非条例管制。我们相信以长期的视野来说,经济成熟,人们的选择也会发生改变。我们跟西方国家相比,显得还是落后的。在一个非常现代化的社会,人们会更关注自己的个人健康。

我们的目标不是延长寿命,而是要延长健康的寿命。如果一个人可以活得很久,但健康状况并不好,代价是昂贵的。这个昂贵的代价不但是国家的成本,还会成为家庭的负担。

我们现在主要在推动这么几方面的工作:第一类是控烟。吸烟从长期看对健康的影响非常大,我们要让更少的人去抽烟。目前,新加坡在全球的吸烟率是第三或者第四低的。第二类是鼓励推广健康的饮食,也鼓励私营企业增加健康食品的种类,方便消费者选择。第三个领域是推广肢体活动。新加坡是亚洲文化和热带气候,人们对于运动不够积极,我们一直在考虑如何让大家动得更多。

这三大任务,用不同的方式在进行。第一个阵地在学校,学校都有促进健康的计划。除了宣教,还要对儿童提供免疫、牙科等服务。第二个阵地是工作场所。雇主也逐渐开始意识到,员工健康状况良好能更好实现利润。我们在这个领域推动工作人群采取更健康的生活方式。第三个阵地和中国一样,是针对退休之后的老年人。我们知道这些生活习惯是逐年累积的,为了让大家吃得和过得更健康,我们在三个领域的工作会多管齐下。

财新记者:新加坡政府对于健康促进方面的财政投入情况如何?

徐永刚:要去跟其他国家相比,我们的新加坡相比是幸运了。我们的预算占政府保健促进预算开支的3%-4%。政府承诺,医疗保健促进开销要相对增加。不同领域的开支情况不同。

公共卫生很重要,健康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医疗保证体系,投入也应该对此有所倾斜。

财新记者:如何评估新加坡在健康促进方面的工作绩效?

徐永刚:这是我们的工作面临的最大挑战。我们做的工作是要十年,甚至二三十年后看到效果的。新加坡现在有一个长期测量方式,用传统方式测量平均寿命,或者健康平均寿命或者疾病发生率,以此来考量。下阶段或者是中期,中阶段的评估方式,则包括了抽烟、体重过重的人数等等指标,要控制这些方面的人数。抽烟会导致多种疾病,体重过重多造成心血管疾病。此外还要调查多少人运动不足等。我们短期各个计划都会测量结果,比如进行戒烟活动,会测量多少人三或六月之后还会复吸,短期中期的效果则是很难测量的。

财新记者:慢性病的筛查也是保健促进局的一大职能,目前做得怎么样?

徐永刚:像在日本、新加坡,一大问题是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,其他和年龄有关的疾病也会越来越多地发生。我们鼓励老年人有健康的生活,因此也鼓励疾病筛查。我们会和社区医院合作,筛查后确保有医院和医生跟进,确保老人去看医生,有医生提供咨询等服务。保健促进局还要和医院沟通,让他们给老人提供低价的仿制药,而非昂贵的原创药。

如果一个慢性病患者在社区诊所没办法控制病情而进到医院的话,成本会有10倍以上的增加。类似这样的衔接和工作,普遍还在尝试当中,这在全球都是一个难题。我们也一直尝试找出对的模式和成本结构,尤其是要跟社区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。如果现在我们不作努力的话,未来对国家而言,成本负担会非常大。

我们担心家庭医生激励机制和我们的目标不协调。我们在社区的工作很多是通过人民协会来推动。人民协会是政府的一个机构,它会跟基层社团组织合作,推动各种各样的活动,目的是提供服务,当然促进局也会直接推动。

新加坡很实际的做法,就是在提升老年人的健康方面,建立了一个新的模式,通过两类组织,社区医院和基层组织,借助这些机构来开展工作。

财新记者:慢性病筛查的成本如何支付?

徐永刚:政府承诺会为筛查提供部分资金补贴。志愿工作者的开销政府也会支付。很多时候这些社团也有自己的资金投入。其实多数慢性病都是低成本的,例如测血压,胰岛素等都是初级护理方面的工作。

财新记者:除了老人,新加坡会不会对更多的国民展开一些慢性病如癌症的筛查工作?

徐永刚:筛查年轻人口,医学证据是比较少的。超过60岁的老人进行筛查是有用的,其他人并不建议花太多钱去筛查。个人要做可能有意义,没有必要让政府介入。

目前虽然有癌症低龄化的趋势,但癌症也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筛查出来的。因为假阳性的风险很高,结果往往导致错误的化疗,这样的伤害会更大。我认为应该是有症状才进行筛查,因为整个决策是非常复杂的,癌症也有很多种,所以还不推荐年轻人筛查。

我们非常基本的健康生活指标,仅仅是不抽烟,多运动,就很好了。

财新记者:新加坡对年轻人有没有其他的健康促进计划?

徐永刚:新加坡有专门针对儿童的保健计划。其中最主要的是免疫,第二是保证充足的营养摄取。新加坡在过去几十年建立了一套基本的制度结构,现在是在这一套规范的制度上继续完善,而不需要去建立新的制度。家长对小孩也会比较在意的。当然有些地方还可以改进。比如新加坡的幼儿园、托儿所都是私营机构,如果不严格监管,食物等可能会不健康。

另外还一个新领域,是未出世胎儿的保健。对于怀孕的妇女,我们要提示其保证恰当的饮食,在孩子出生前后如何保障胎儿健康,要设法让她们获得这些知识。

财新记者:新加坡有制定专门的国民健康生活方式的标准?

徐永刚:基本上这些研究结论是一般性的,如经过锻炼,必须体重合适才是健康的。又例如,在食品健康方面,我们做的是让食品制造商制造更健康的食物,这对企业也有好处。这些方面没有太多新东西。我们不想对所有细的研究提意见,要做的就是基本的工作,如促进国民多锻炼。问题是很多人即便知道这个道理也不会付诸行动。新加坡要加快这方面的促进工作。

财新记者:在推动国民锻炼身体方面,有哪些具体的促进措施?

徐永刚:我们主要做两方面的工作,一是建立设施,而是社会推动。新加坡运动设施相当完善,如果你去看就会发现,我们的社区规划,每一个地点都建立了运动设施,如果乘飞机从新加坡上空往下看,会发现有很多游泳池,只是人们不去使用。新加坡人不爱运动有很多原因。这方面新加坡应该学习中国。我大约每个月都会到中国一次,发现运动在人群中很普遍,很多人在街头群舞,新加坡人如果能这样做,很多问题就解决了。

财新记者:新加坡的控烟成绩相当显著,请介绍一些有关的经验?

徐永刚:新加坡的戒烟运动不仅是依靠社会推动,也有专门的立法。新加坡是在全球率先征收高烟草税的国家之一,限制销售烟草给青少年,也在室内、餐馆等场所禁烟。新加坡之所以成功,是以系统管制为基础,然后以社会推动补充。这和西方以社会推动为主有所不同。西方的消费者可提控烟草公司。我们融合这两种做法视情况而定。

从机构分工上讲,控烟执法是国家环境局来做的,税收则是关卡局负责,保健促进局是新加坡控烟项目的牵头人和推动者。一直以来,政府都认为控烟是优先要做的事,所以有关机构都携手去做。在中国和日本,烟草公司给政府带来很大收入。如果国家政策不能一致的话,控烟工作会面临很大挑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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