被誉为“延安五老”的谢觉哉，是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政治家，杰出的社会活动家、我国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之一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谢觉哉曾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、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。谢觉哉育有多名子女，他常常对子女们说：“我是共产党人，你们是共产党人的子女，不许有特权思想。”在他的身体力行和严格要求下，谢家形成了严于律己、勤劳本分的优良家风。
以身作则从不搞特殊化
谢觉哉1884年5月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，1905年考中晚清秀才。早在青少年时代，谢觉哉便对家乡豪绅们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。在“十月革命”和“五四运动”的影响下，他毅然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中央苏区时期，谢觉哉与徐特立、董必武、林伯渠和何叔衡被称为“苏区五老”。延安时期，又与徐特立、董必武、林伯渠和吴玉章被誉为“延安五老”。
谢觉哉一生严于律己，从不搞特殊化。他曾经说过，我们为什么要革命呢？就要为了群众。为什么要建设社会主义，进而实现共产主义？也还是为了群众。延安时期谢觉哉主持中央党校工作，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，但他把自己当成一名普通学员对待。他跟学员同吃一锅饭，同坐一块石头学功课。管理员见他身体虚弱特地炒了一点油菜送他补养身子，他却转送给生了孩子缺奶的女同志。进城后他担任内务部部长，当时机关的房子十分陈旧，有人主张改建或大修。他说：“房子只要不塌、不漏就可以住人，维修一下就可以了。”有人提出盖办公大楼，他说：“只要我在内务部，你们就别想盖大楼。”
1964年4月27日是谢觉哉八十寿辰。他在湖南老家的儿子们早早就商议要给老人家祝寿，因为谢觉哉自1927年“马日事变”离乡40年，家人从没有给他祝过寿，晚辈们给谢觉哉写信希望得到他的同意。不久，谢觉哉亲笔给孩子们回了信，写道：“我今年，明年都要‘躲生"。躲到哪里去？反正交通便利，准备在自己也不知道的地方把生日过去。但决定不来长沙。为什么要躲？一、党中央早就有规定，不准做生，也没有人做过生。最近还批评某某下级为父母做生的事。二、人的生日，一年一度，是寻常的事。三、不合增产节约的规定。四、老人的喜欢是后一辈工作做得好，尤其是地方工作做得好，而不在乎什么庆祝。”
字里行间充满了一个革命家坚定的党性原则，使亲属们受到深刻教育，于是，大家放弃了去京祝寿的念头。八十大寿那天，谢觉哉在扬州考察工作。这天他未告知当地的同志，上午轻车简从视察了一个村镇，和农民亲切交谈，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。晚上，他在日记中写了一首《生日在扬州》的诗抒怀。后来，谢觉哉把这首诗抄寄给了故乡的儿孙们。
干部子女不能借助长辈的权势
谢觉哉对于封建社会的官，从来都是深恶痛绝。他认为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、人民的“勤务员”，是为人民服务的，而不是谋求个人私利的。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他在湖南老家务农的子女、亲属想凭着谢觉哉的“官位”到北京来找个工作、谋个前程。但谢觉哉并未让他们如愿。1950年1月，他在给家乡两个儿子的信中写道：“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‘焦官"。是的，‘官"而不‘焦"，天下大乱；‘官"而‘焦"了，转乱为安。有诗一首：你们说我做大官，我官好比周老官；起得早来眠得晚，能多做事即心安。”“焦官”在湖南方言中意为不挣钱的官，周老官是谢觉哉同村的一位老雇农，在乡村以勤恳老实闻名。谢觉哉在信中自比周老官，无疑是在告知子女，他做的官是新社会的“勤务兵”，而不是封建社会中“一人得道、鸡犬升天”的旧官僚。
谢觉哉不徇私并且以身作则，对子女言传身教，希望子女们明白“居新社会学新本事”才能立足，而不是借助长辈的权势。但宁乡家人众多，未必人人都能领会谢觉哉的想法。
1953年10月，谢觉哉又写了一封给两个儿子的家书，批评这种找关系、走后门的作风：“读书是好的，但读书为着更加善于劳动生产，小学毕业、中学毕业、大学毕业，都要从事劳动生产，虽然劳动的方法不是一样，不劳动想吃饭的路，已经堵塞了。你们以为我这里总可以找到饭吃，我这里不是劳动生产机关。”谢觉哉在信中强调“求学做工要靠自己”“父母管不了许多”，同时希望在家乡的孩子们能够多从事劳动生产，尤其是在农事上多用心。他反复教育儿孙、亲友们要安心农村生产，学习新知识，跟上新时代，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，而不是依靠父母找个闲差度日。
共产党人的亲属要工作在先享受在后
谢觉哉在宁乡老家曾育有四男三女（一子早夭）。1937年9月在甘肃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与王定国结为伉俪，育有五男二女。他还长年抚养亲友们的多名子女。
谢觉哉告诫孩子们，作为共产党人的亲属应该“工作在先享受在后”。50年代，他经常利用周末时间为孩子们集体上课，忆苦思甜。他让夫人王定国讲述做童养媳的经历，他自己讲离开家乡投身革命的经历，讲长征中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岁月。为让孩子们得到锻炼，他把院子里的一块空地利用起来，一有空就带着孩子们翻地，种菜，养猪。
在1962年3月写给众儿女的一封家书中，谢觉哉对孩子们提出了四点要求：一是看过去、看别人；二是要自己动手；三是对人宽、对己刻；四是爱惜东西。怎样“看过去”，他说：我们吃的，尚不大好，但已比过去好。我的老家是地主，吃得饱但并不那么吃得好。至于你妈妈的老家，靠替人家推磨，靠做小生意，靠捡人家红薯，土里遗下的小红薯，有一顿，没一顿……你们应知道现在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吃不饱穿不暖，没有房子住。如何“看别人”呢？他又说，北京的生活，你们是看到了的：有的人一家子住在一间房屋里，农村的老百姓有的一年吃不到油，北京市居民也只分到四两油。鸡蛋、肉是很难买到。谢觉哉想让孩子们更加珍惜当下的生活，明白知足常乐的道理。同时他又坚定地讲道：“我们是共产党人，你们是共产党的子女。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，要帮助广大人民过好日子，要工作在先享受在后，当广大人民还十分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过着这样的生活，应该感到不安，而绝不应该感到不足。”
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，是迄今健在的年龄最大的女红军，也是中宣部、中组部等部门评定的全国“双百”人物。王定国受谢觉哉影响颇深，同样对家人严苛、对群众热情。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去世，按规定遗属可以继续住原来的房子。王定国却主动找到组织讲：“我不是遗属，我有自己的工作，我是什么级别就住什么房子！”随即退掉了秘书和司机，搬出了带院子的大房子。她还把所有的孩子召集到身边说：“以后你们的事情我一概不管，你们的下一代我一个不带。”王定国所说的“不管”“不带”，是希望子孙们个个都能自强自立，不给党和国家添任何麻烦。她为很多人写过推荐信，却从来没有在儿子谢飘考学、当兵、提干、复员直到退休的任何一个阶段为他说过一句话。
谢家子女不止一次地感谢父亲把一家人引向“平稳的航道”。谢觉哉与王定国的三子谢飞是著名导演，北京电影学院教授，他导演的电影《湘女萧萧》《本命年》《香魂女》《黑骏马》等多次在国内外获奖。除了电影，他还执导了电视专题片《银幕上的新中国故事》、电视剧《日出》等，都颇具影响力。其他子女也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默默耕耘，不借助长辈的权势，不搞特殊化，他们退休时都是普普通通的工作人员。七子谢亚旭曾专门撰文，写道：“家对我父母来说，是一个大家。虽然我们与父亲聚少离多，但这个家，父母以身作则的教育却让孩子们受益终身，并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。”
